o 所以，短期利率居高不下，实际上反映了借新还旧借短还长的社会偿债模式。
《决定》中所提到的扩大地方政府收入的几项改革短时间内似乎难以见效。上海市政府出售上海家化39%的股份用以补充养老金基金。
因为不仅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还存在利益上的障碍和一些现实的困难。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各种成熟的改革措施可以全国推广，形成更大的改革推动力，而不是建立更多试验内容类似的实验区，依靠寻求政策落差来发展地方经济。欧洲通过提高经济整体效率解决了此类问题，而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也是提高投资效率。 （此文为吴敬琏先生的一次外事讲话，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局张贺博士录音整理）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格局的变化是中国发展的机会，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
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可采取措施，例如通过对国有资产进行重组、出售等方式，将债务上漏洞能补的先补起来，降低改革推进过程中的风险。但我相信在现行的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和人事制度的基础上，这些利益调整还是可以进行的。没有良好的社会发展方式，城市社会就难以稳定，城市各方面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过去30多年来，我国城市经济规模迅速扩张，但这种增长相当程度上是以资源高消耗、资本高投入、污染高排放为代价实现的。具体来说，城镇化转型主要包括城市增长方式转型、城市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城市文化品格再塑和城市管理方式转型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要把城市管理方式转型作为城镇化转型的基本支撑 我国城镇化的过程有着和许多发达国家、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环境，其城市管理也面临着与之不同的问题，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借鉴，但更需要依据国情、国力和发展阶段，不断探索、总结、发展。在乡村，一座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的同时，记载着华夏文明历史变迁的古村落，数量从2000年的360万个减少到2010年的270万个，10年消失90万个，相当于每天消失近300个自然村落。
三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强化城市和谐包容发展的基础。同时，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这个过程，也伴随着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过快消耗，造成了城市污染排放的快速增长，形成了社会阶层贫富及享有社会公共产品服务差距的过度分化，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稳定面临严峻挑战。
新加坡是闻名全球的社会治理模范城市，在过去的40多年中，从未曾出现过社会骚乱。要建立新的城镇化模式，必须有新的体制环境。三要切实加强城市历史文化遗迹保护，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社会价值和对城市发展的现实意义，唤醒沉睡的文化遗产，使之成为现代城市生活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的精神元素。城市增长方式转型的第二大问题是城市空间拓展方式转型问题。
城市文化病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央地方权责关系和财税关系不合理，政绩考核制度存在缺陷。城镇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自然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涉及到人口的空间转移、经济的进步、社会的变迁、文化的演进乃至体制的变革。推进城镇化转型，必须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确立城市规划法律地位，强化其权威性、严肃性，切实转变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两张皮、一任领导一种发展规划、大拆大建大手笔的状况。
建立得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城市社会发展方式，既是健康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健康持续推进城镇化的核心内容。要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构造相互包容、相互关爱、和谐相处的城市社会环境。
面对严峻挑战，必须加快形成与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相适应的城市社会发展方式。由于户籍制度导致二元分割，教育、医疗和居住成本高居不下，以及政府收入调节力度不足等，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特别是外来移民中的弱势群体内心往往会滋生焦虑感和不安全感，社会不同阶层的对立、排斥情况增加，凝聚力、相融性减弱。
在从1978到2012年的短短34年间，我国城镇人口增加了5亿4千万左右，比目前的美、英、德、法四国人口总和还多近2千万。在现行制度下，城市发展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城市决策者脱离实际盲目攀比、贪大求全、求大求快，热衷于推动GDP增长，热衷于打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热衷于拆旧建新。要着力提高城市领导者和管理人员的领导能力和业务水平，培养并逐步形成一批有现代城市管理思维、有较高城市管理水平和领导能力的城市管理者团队。例如，北京的胡同数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250条减少到2005年的1320条。然而，令我们扼腕痛惜、唏嘘不已的是，近些年来在我们这样一个泱泱五千年文明古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对城市文化来说却无异于一场建设性破坏。社会管理的去组织化趋势明显，社会治理与过去的社会组织化管理面临截然不同的局面。
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镇的风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和风格、记载文明古国沧桑变化的古街旧巷、古楼旧宇越来越快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化、消失。2012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4.56万平方公里，2002-2012年年均增加19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长5.8%，比同期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快2.2个百分点。
对城市建成区内闲置、空闲土地，应由地方政府及时收回，用于储备或安排其他使用。解决城市空间粗放扩张的问题，需要转变城市规划理念，使城市规划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
征地成本低是城市空间无序蔓延的重要原因。要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等领域的价格改革，使其价格能充分反映资源的供求关系及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全部成本。
一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在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在社会发展方面给城市增加了巨大压力。四要扩大公众参与，使城市管理更能体现民众诉求。甚至发达国家同样存在不少突出的社会问题。而这种城市文化病实质上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文化在社会急剧变革过程中的缺失。
治理城市病，把城市建设得更宜人、更美好，必须加快城市管理方式转型，要由粗放低效管理向精细高效管理科学转型，由运动突击式管理向法制化、常态化管理转型。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积月累，现已充分显现。
与之相对应，城镇化转型内容也十分丰富，它涉及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的不同方面这种会议利于中央与地方共同分享信息、交换意见、集思广益、形成共识，做出关于下一年度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
中国经济决策是如何做出的？经过哪些重要程序？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决策是一个典型的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过程？ 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决策机制为例，先后经历两个阶段（形成和实施），具体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中共中央决策。随后，12月23日—24日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这是最重要的中国经济决策报告，全国关注，世界瞩目。 今年中国两会的核心，集中在李克强总理3月5日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充分准备基础之上，由总理向全国人大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报告进行审议和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最后由全国人大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自此由国务院决策转变为全国人大决策，完成中国经济决策的过程。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再次确认批准报告稿，完成报告准备工作。
这个过程，既能够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又能够主动应对重大挑战、积极解决突出问题。第五步是全国人大监督国务院落实经济决策。
这就为召开两会做了充分准备，相当于会前信息沟通、信息分享、信息交流，以及不同意见的整合。既能够避免经济决策的重大失误，又能够及时调整小的决策失误，从而保证中国始终能够在全球公开竞争、激烈竞争中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第四步是国务院落实全国人大决策。（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胡鞍钢） 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决策 。
